立体的懂

三 探索文章用意

(一)

古人写文章,有的有针对性。比方写信,是给对方看的,只要对方看懂就够。因此信里的话,对方了解情况,看了就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写。后来的读者不了解情况,只就信里写的话来探索作者的用意,就可能猜错。立体的懂,要求不光懂得书中写的话,还要懂得当时的情况,懂得他为什么这样写的用意。否则把作者的用意搞错了,就没有弄懂,谈不上立体的懂了。

比方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他写这封信的用意是什么,引起了后人的猜测,清朝包世臣在《复石赣州书》里说:

上年曾于席间,论史公《答任安书》,二千年无能通者。阁下比诘(近问)其故,世臣答以阁下博闻深思,诵之数十过,则自生疑;又百过,当自悟。阁下次日见过云:“客散后,即检本讨寻,竟不能得端绪,唯觉通篇文章,与推贤荐士不相贯串耳,敢请其指归。”世臣复答以阁下半夜之间,多则十数过,何能即悟。请再逐字逐句思之,又合全文思之,思之不已,则有得已。非敢吝也,凡以学问之道,闻而得,不如求而得之深固也。阁下旋即奉差出省,继复摄郡赴虔,遂尔远违,忽复更岁。昨奉手书,具问前事,委曲详缛。大君子之虚中,真学人之果力,悉见筒内。世臣不敢不遂进其愚,以明丽泽(两泽相连,比朋友互相切磋)互师之道矣。

窃谓推贤荐士,非少卿来书中本语。史公讳言少卿求援,故以四宇约来书之意,而斥(指)少卿为天下豪俊以表其冤。中间述李陵事者,明与陵非素相善,尚力为引救,况少卿有许死之谊乎?实缘自被刑后,所为不死者,以《史记》未成之故。是史公之身,乃《史记》之身,非史公所得自私。史公可为少卿死,而《史记》必不能为少卿废也。结以“死日是非乃定”,则史公与少卿所共者,以广少卿而释其私憾。是故文澜虽壮,而滴水归源,一线相生,字字皆有归著也。(见《艺舟双揖·论文》)

包世臣认为司马迁的《报任少卿(安)书》,“二千年无能通者”,包括班固著《汉书·司马迁传》里引了这封信,也没有读懂这封信的用意,李善《文选注》里注了这封信,也没有读懂这封信的用意。他要他的朋友读数十遍,才能产生疑问;读一百遍,才能解决疑问,懂得这封信的用意。他自以为是懂得这封信的用意的。他的朋友把这封信读了多遍,隔了一年,还不明白,还要来向他请教。这说明要懂得这封信的用意,光靠读熟背出还不行。包世臣的朋友,对这封信一定读得很熟,还是不懂得它的用意;不懂得它的用意,谈不上立体的懂。这说明立体的懂,在读熟背出外,还需要理解当时情况,即知人论世了。

先来看这封信的问题在哪里,就《文选·报任少卿书》看,先说:“少卿足下,曩(前)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是任安先写信给司马迁,要他“接物”,“推贤进士”,即接待各方人物,选择其中的贤才来向朝廷推荐。李善注引《汉书·司马迁传》:“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乃与书,责以进贤之义,迁报之。”这里说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里,认为司马迁在李陵投降匈奴时,替李陵说了好话,说他要找机会来报答汉朝,因此触怒汉武帝,受了腐刑。受刑以后,做了中书令,得到汉武帝的尊宠,所以他的朋友益州刺史任安写信给他,要他向汉武帝推荐贤人,司马迁因此写了这封回信,表示他已经受过腐刑,没有资格推荐贤才了。班固和李善都是这样理解这封信的。包世臣认为他们两人都没有读懂这封信,他的疑问在哪里呢?

这封信里讲到“行莫丑于辱先,诟(耻)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夫以中才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之豪俊哉?”这是说,他受了宫刑,同于宦竖,即同于太监。中才之人,以接触太监为耻辱,更不要说天下豪俊了,所以他是无法接待人物,推荐贤才的。这是回答任安要他“接物”,“推贤进士”,本很明白,问题在哪里呢?

信里谈到他替李陵说话因而受腐刑的事。“仆与李陵,俱居门下(宫门之下,当指在朝做官),素非能相也。……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人,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拳,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仆窃不自料其卑贱……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他因此触犯汉武帝,受到腐刑。

下面讲他受到腐刑,为什么还要“隐忍苟活”?因为他在著作《史记》,“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已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已)著此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最后提到“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指谬乎”,还是回到任安来信劝他“推贤进士”,跟他的想法背反。

那么包世臣的疑问在哪里呢?原来在信的开头部分,又提到:“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迫)从上上雍(从汉武帝到雍州去),恐卒(猝)然不可讳(指少卿被杀死),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缺然久不报,幸勿为过。”从这段看,任安犯了死罪,关在狱内,不久要被处决。他这封回信,是写给关在狱内的任安的。从这段话看,他写这封回信,一是回答任安来信,劝他“推贤进士”的话,二是“舒愤懑”。包世臣从中提出疑问。按照包世臣的想法,任安写信劝他“推贤进士”,他只要回信说,他受过腐刑,成了宦竖,已经没有资格推贤进士,就完了。为什么还要讲他替李陵说话因而受腐刑?为什么还要说受腐刑时还要偷生不死,为了《史记》没有写好,要为《史记》而活着呢?好像这些话都不用说的。照包世臣的推想,任安给司马迁的信,不是在做益州刺史时写的,是在犯了死罪关在狱里写的。信里写的不是要他“推贤进士”,是要司马迁救他。司马迁的回信,不好说任安求救,改说任安要他“推贤进士”。好像这样来理解,就讲通了。司马迁讲他替李陵说话而受腐刑,说明自己不能出来替任安说话,不能救任安,因为替任安说话,就会被汉武帝所杀,他不能死,因为他要为著《史记》而活着,所以他接下来讲他为《史记》而活着的话。班固、李善都不懂得这个意思,所以他们都没有读懂这封信,所以说“二千年无能通者”。

包世臣这个解释对不对呢?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因为他只读这封信,不去了解当时的情况,所以猜错了。当时的情况怎样呢?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江充要害太子刘据,说太子宫内有巫蛊气,骗取武帝的信任,便到太子宫内掘到许多木人,说这些木人是太子要用来咒死武帝的。其实这些木人就是江充带进去的。太子既见不到武帝,无法自明,便杀了江充,发兵与丞相刘屈鏖战。当时任安做护北军使者,太子给了任安节,要他出兵接应。任安接受了太子的节,闭门不出。太子战败自杀。武帝认为任安老奸巨猾,看见太子起兵,要坐观成败。太子胜了,他是接受太子节的;太子败了,他是闭门不出的。他有二心,便把他关在狱里,判了死刑,准备到冬月处决(见《通鉴净汉纪十四及《史记.四叔列传》后附褚先生的记事)。包世臣认为任安是在狱里写信给司马迁求救的。任安的信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呢?司马迁的信里说:“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猝猝)无须臾闲,得竭至意。”是司马迁接到任安的信后,应该写回信,碰上他要跟武帝到东方去,没有时间写。“会东从上来”,就是指武帝在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三月,东巡,封禅泰山,司马迁跟着去。那么任安的信,当在太始四年写的,即公元前93年写的。任安犯罪下狱,在征和二年,即前91年。那么任安的信,写在他下狱前二年,不是在狱里写的。班固说益州刺史任安写信给司马迁,是对的。公元前91年,任安还在做益州刺史。他写信给司马迁,要他“推贤进士”。因司马迁那时尊宠任职,大概要司马迁推荐自己入朝做官。司马迁接信后,碰上要跟武帝东巡,去封禅泰山,没时间写回信。等他跟武帝东巡回来,任安被武帝调到京里来任护北军使者,用不到司马迁推荐了,所以信里说“相见日浅”。正因为任安已经调来京城,所以可以“相见”;但又因各人忙于各人的事,相见的机会不多,所以称“日浅”了。接下来就发生巫蛊之变,任安得罪下狱,所以司马迁才写这封信给他。包世臣认为任安的信是在狱里写的是猜错了,认为任安的信是向司马迁求救,也猜错了。认为任安不是要司马迁“推贤进士”,也错了。又认为司马迁为《史记》活着,为了写《史记》不能救任安,也不确。司马迁在这封信里说明他著作《史记》:“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又说:“仆诚以(已)著此书”,那他写这封信时,《史记》的著作似已完成,说他为著《史记》而不能救任安,似也不确。

那么写这封信的用意究竟是什么呢?信里既回答了任安来信中提到的要他“推贤进士”的问题,还谈到“舒愤懑以晓左右”,主要的用意似乎在“舒愤懑”。按《通鉴·汉纪》,太始二年,七月壬午发生巫蛊之变,太子杀江充,战败逃亡。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称江充“造饰奸诈”,“太子进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无告”,“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白免耳”。武帝感悟。是江充陷害太子的事,在这年七月里已经清楚。司马迁这封信,说“涉旬月,迫季冬”,当写在十月,这事已经明白了。那么太子不是反,是“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任安不出兵攻太子没有错,任安接受太子节闭门自守也没有死罪。武帝判他死罪,是太残酷了。这正像他替李陵说话,武帝处以腐刑,也太残酷了。这是他所以要“舒愤懑以晓左右”。他在信里除了回答任安要他“推贤进士”外,所以要讲有关他的李陵之祸,主要是舒愤懑,在舒愤懑里也含有替任安的不平在内。从他的受腐刑而不死,连带讲到他为了著《史记》而活着。讲到《史记》已经完成,“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不怕被杀,也是舒愤懑。最后提到“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即他的受腐刑,任安的被处死,是非怎样,要到死后才定。意指汉武帝的残酷,表达他的愤懑。在这里指出包世臣的看法不对,就在于他只就这封信的本身猜测。要了解这封信的用意,还要了解当时的情况,即知人论世才行,才能理解这封信的用意,达到立体的懂。

(二)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一·和州志艺文书序例》:

史家所谓部次条别之法,备于班固,而实仿于司马迁。……其于六艺而后,周秦诸子,若孟荀三邹、老庄申韩、管晏、屈原、虞卿、吕不韦诸传,论次著述,约其归趣,详略其辞,颉颃其品;抑扬咏叹,义不拘墟。在人即为列传,在书即为叙录;古人命意标题,俗学何可绳尺限也?

这里提出史学家“部次条别之法”,单就其中对周秦诸子说,怎样把周秦诸子编为合传,加以标题,都有用意。要探讨作者的用意,这不同于探讨一篇文章的用意,是要再进一步,探讨一组文章的用意。这一组文章,即《史记》中对周秦诸子的列传。这里有“孟荀三邹”合为一传,“老庄申韩”合为一传,“管晏”“屈贾”“平原君虞卿”都是两人合为一传,吕不韦是一人的专传,为什么这样来编合传,或专传,作者的用意是什么,懂得了他的用意;才懂得他的“部次条别之法”。上面的引文,只提“屈原”,不提“屈贾”,只提“虞卿”,不提“平原君虞卿”,因为上面说明“周秦诸子”,贾谊是汉人,所以不列入;平原君是公子,不属于诸子,所以也不列入。

司马迁为什么把“孟荀三邹”合为一传?《孟子荀卿列传》里,主要把孟子荀卿合传,因为两人都是儒家。里面还讲了邹忌,是政治家,不是儒家;驺衍是阴阳家,驺奭颇采驺衍之术,也是阴阳家。这三人都不是儒家,为什么叙在《孟子荀卿列传净里?传里讲孟子,“述唐虞三代之德”,“述仲尼之意”,即讲道德仁义。讲荀卿“推儒墨道德之行事”,也是讲道德的。再看邹忌,讽齐王纳谏,采纳各方意怎样学习古文见,符合儒家的要求。驺衍讲阴阳消息,“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他讲的怪迂的说法,归结到仁义节俭,也跟儒家学说相通。驺奭本于驺衍的说法,所以也列人。这样把“孟荀三邹”合为一传,再讲他们的学说,说明合传的理由。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把道家的老子、庄子,和法家的申不害、韩非合为一传,为什么?老子传里讲老子“无为白化,清静自正”。庄子传里讲庄子“其要归本于老子之言”。讲申不害,“申子之学本于黄老(黄帝,老子)而主刑名”。讲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又称老子“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庄子“亦归之自然”。申子“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礅(刻)少恩,皆原于道德(老子《道德经》)之意。”这里指出法家的惨刻少恩,都从道家老子来的,说明法家学说用道家的理论,所以可以合为一传。

《史记,管晏列传》,把管仲晏婴合为一传,传里称管仲“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又称晏婴“进恩尽忠,退恩补过”。指出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有相通的地方,故合为一传。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把战国时代的屈原和汉代的贾谊,即时代不同的人合为一传。传里称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称贾谊欲为汉定法制,“天子(汉文帝)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之属尽害之”,“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那也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贬官在外。两人又都是著名的辞赋家,传里载了他们的辞赋,所以合为一传。

《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把平原君赵胜和虞卿合为一传。传里称赵胜是赵国的公子,为赵相。传末称:“平原君贪冯亭邪说,使赵陷长乎兵四十余万众,邯郸几亡。”按秦攻下韩国野王城,韩国的上党城被秦军隔断,不能和韩国连接。上党守冯亭不愿降秦,愿以上党地归赵。赵孝成土与平阳君、平原君计议,平阳君说:“不如勿受,受之祸大于所得。”平原君说:“无故得一郡,受之便。”赵受上党。秦攻上党,赵驻军长平以拒秦。秦军绝赵军粮道,赵军粮尽降奈,秦军坑杀赵军四卜万于长平,进围赵京城邯郸。传又称虞卿,游说之士,说赵孝成土,为赵上卿。又称:“虞卿料事揣情,为赵画策,何其工也。”平原君贪上党地,使赵军陷没四十万众,与虞卿善于为赵划策,构成对照,所以合在一传。又称虞卿著书:“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史记·吕不韦列传>>是专传,传称吕不韦,是大商人。秦公子子楚为质于赵,吕不韦结好子楚,以千金为子楚立声誉使子楚得立为太子。及子楚即位为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不韦招致食客三千人,“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沦、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

章学诚提出的史学家“部次条别之法”,光看他的文章,就列传说,是讲史学家按照人物的类别分立合传和专传。就其中的诸子说,“在人即为列传,在书即为叙录。”按照各家学说,分成合传或专传,在传里讲了各家学说的要点。就分立合传专传说,即“在人即为列传”,就叙述各家学说的要点说,即“在书即为叙录”。这是司马迁编列传的方法,即属于部次条别之法的一种。要懂得这种部次条别之法,光看章:笔诚的文章,还只有一个抽象的概念,还要根据他在文中举出有关周秦渚子的传记来看,即据他在文中列举的”孟荀三邹”、“老庄申韩”等传,找出《史记》的《孟子荀卿列传》《老庄中韩列传》来看,看司马迁为什么要把这些人合在一传,看他怎样叙述这些人的学说的要点。这样看了,对于“在人即为列传,在书即为叙录”,有个较具体的印象,对“部次条别之法”,开始有了认识。倘要再进一步,比方司马迁把“老庄申韩”合为一传,即认为法家的学说本于道家,光看《老庄申韩列传》还不够,还要去读《老子》怎样学习古文《庄子》《申子》《韩非子》中有关的论说,研究法家的理论怎样本于道家,对此有了明确的认识,这才对于司马迁就周秦诸子的部次条别之法,有个立体的懂。这样,要对史家部次条别之法有个立体的懂,就要读很多有关的书,要在这方面有个融会贯通的理解,比理解一篇文章的用意更费研讨了。

这里接触到我们为什么要学古文的问题,我们要建设精神文明,要继承古代优秀的文化传统,像文天祥为了保护汉族人民和民族的利益,反抗民族压迫的崇高精神,不正是值得我们继承吗?这些都记载在古文里。文天祥的反民族压迫的崇高精神是从“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来的,孔孟的这种崇高精神,不值得我们学习吗?这些也都记载在古文里。还有我们要学习我国的历史,要学习优秀的文学作品等等,都记载在古文里,这是我们要学习古文的理由。怎样学习古文,怎样立体的懂,还可引证古人的论述,这就接触到“因声求气”了。

周振甫著《周振甫讲样学习古文》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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