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中的饮食与世情

转自文翔兄的博客,南开大学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再加上他的勤奋,果然妙笔生花。

费尔巴哈说:“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此语殊妙。饮食之于人,第一自然是为了生存,但在满足了这个最基本的需求后,饮食就不单是形而下的事情,而具有了精神内涵。透过饮食,能看出人的身份、习惯、性情乃至思想;而诸多个人所形成的群体,又能映射出一时一地之世情。正因为如此,文学中常以饮食来刻画人物。自《金瓶梅》开“世情书”之先河后,说部中饮食描写之功能,于人物之外,更及世情,常以细致入微之笔触,杯箸之间,便将世情描摹殆尽,诚可谓“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变幻之情,随在显见”也。

要达到此种成就并非易事。除一枝生花妙笔外,作者还需经历人生之种种况味,于世情练达洞明,冷眼观世、秉持公心。吴敬梓之《儒林外史》向来被推为讽刺小说之佼佼者,若对文本细加玩味,则其之所以具有杰出的讽刺性,根本原因还在于字里行间皆关乎世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因此,说《儒林外史》是一部“世情书”,一部以士人为中心来映射清初儒林世情的作品也毫不为过。作为《儒林外史》描摹世情的重要方式,书中丰富的饮食描写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人生世上,难得的是这碗现成饭

科举制为寒族读书人提供了跻身上层社会、实现自身价值的机遇,但能够站到荣耀顶端的毕竟是少数,对于多数应考者来说,落第是他们不得不接受的命运。《儒林外史》之时代,只有考中举人,才具备出仕的资格;而屡考不中的童生和秀才,则成为夹在平民与仕宦中尴尬的群体。他们中的多数人既缺乏农民的躬耕意识,又没有商人的经济才干,可以说是进而无禄,退而无田;在准备下次应考的同时,还急需解决眼前的吃饭问题。因此,许多人不得不放下读书人的清高,卑微地姑且讨一碗“现成饭”来填饱肚子。

《儒林外史》中多次通过描写这些不第文人薄劣的饮食来展现其窘境。周进在薛家集坐馆时,各家贽见合拢了还不够一个月的饭食,只得每日二分银子在和尚家代饭,“落后和尚送出周进的饭来,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范进乡试归来,“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到出榜那天,家里没有早饭米,母亲只得吩咐范进把家里仅有的一只下蛋母鸡拿去集上卖了换米;杨执中对邹老爹说:“我自从县里出来,家下一无所有,常日只好吃一餐粥”;季恬逸困在南京状元境,每日只能“八个钱买四个‘吊桶底’做两顿吃,延了几天,更是连饼都没得吃了”……当我们合上书页,眼前似乎总晃动着这些落魄文人一张张充满菜色的脸。正因饱尝饥饿的滋味,他们在难得遇到饕餮的机会时,无不放开肚子先吃个饱,哪里还顾及什么斯文。第二十八回,季恬逸好容易蹭到一个替人物色选书人的差事,想的是“遇到哪个就捉了来,且混他些东西吃吃再处”;而找到人后,头件事就是央求出资人诸葛天申先做个东,“尽力吃了一饱”。

不第文人的窘境,在和已中士人的对比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在以功名评判地位高下的世俗眼光中,一旦高中,其身份自然今非昔比;而如果没有功名,即便做个“名士”都不够格。这种观念,从第十一回鲁小姐的一番话中便表露无遗:“小姐道:‘母亲,自古及今,几曾看见不会中进士的人可以叫做个名士的?’”第二回中,薛家集众人为周进接风,请了新进学的梅玖作陪。梅玖甫中秀才,身价已然高出周进一筹,便做张做智起来:“你众位是不知道,我们学校规矩,老友是从来不同小友序齿的。只是今日不同,还是周长兄请上。”结果宴席本为周进而设,大出风头的却是梅玖;席上八九个碗的猪头肉、公鸡、鲤鱼、肚、肺、肝、肠之类,“请”字未落,早已被众人“一齐举箸,却如风卷残云一般,早去了一半”。整个宴席上,周进都被梅玖揶揄取笑,羞得脸上红一块白一块;而自己低人一等,又发作不得,内心之痛苦,可想而知。如果说作为一个老童生,周进和梅秀才之间的差距还不是很大,那么接下来面对王举人,周进就实实在在没有任何地位可言了。王举人吃饭时,“管家捧上酒饭,鸡、鱼、鸭、肉,堆满春台。王举人也不让周进,自己坐着吃了,收下碗去。”第二天一早王举人拱一拱手扬长而去,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反而让周进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

对于不第文人的此种窘境,周进的姊丈金有余一语道破:“这读书求功名的事,料想也是难了。人生世上,难得的是这碗现成饭,只管‘稂不稂莠不莠’的到几时?”卧评曰:“此语能令千古英雄豪杰同声一哭。”这一哭,道出了无数困窘文人的尴尬与悲凉。饭曰“现成”,实际并不现成,要吃上这碗“现成饭”,需要放下读书人的清高,藏起满腹委屈与不平;对于周进、范进们来说,实则是一种对残酷现实的无奈和妥协。他们在卑微地吞咽着这碗“现成饭”时,内心的悲苦又岂是梅秀才、王举人之辈所能体会的呢?明乎此,那么周进在贡院中一头撞在号板上不省人事、范进中举后高兴地发了疯,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

二、而今人情薄了,这米做出来的酒汁都是薄的

俗话说,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在《儒林外史》特定的话语环境中,人情之厚薄更体现在文人中第与否的贵贱之分上——准确地说,是中举与否。只有中举才能做官,因此中举与否,是世人心目中贵贱的分水岭。未中之前,就算才高志洁,在世人看来也是不成气候的,更不用说周进、范进这样的穷酸措大了;而一旦高中,那便放个屁也是香的,下至邻里同好,上到乡绅达官,无不来交接奉承。这种冷热之间的反差,单从与之相关的饮食描写便能看出。

周进未中之前,薛家集给他提供的束脩,只够每顿吃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就饭;而中举那日,“汶上县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集上为头的申祥甫“听见这事,在薛家集敛了分子,买了四只鸡、五十个蛋和些炒米、欢团之类,亲自上县来贺喜”。第三回中,范进进学归家,他丈人胡屠户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来道贺。名曰“道贺”,反而在饭桌上将范进劈头盖脸地奚落了一通,带来的大肠和酒也基本上被胡屠户自己享用了,末了,“吃得醉醺醺的,横披了衣服,腆着肚子去了”。胡屠户之所以在范进中了秀才后依然如此轻视他,是因为他认为范进完全是凭侥幸才中的,至于中举人做官,那绝对是痴心妄想。但世事难料,紧接着范进居然又高中了举人,胡屠户急忙领着一个烧汤的二汉,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赶来贺喜,之前奚落范进的“尖嘴猴腮,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也变成了“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如果我们将周、范二人中举前后的身份、地位以文中相对应的饮食来做等量代换的话,即“童生: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就饭——举人:四只鸡、五十个蛋和炒米、欢团”、“秀才:一副大肠、一瓶酒——举人:七八斤肉、四五千钱”,这不能不说是个绝妙的讽刺。

像周进、范进,虽然中举后立刻被尊为“老爷”,自己倒还把持得住,没有过分张狂;还有一等人,一旦发达,别人还未怎样,自己倒先飘飘然不知所以了,匡超人便是一例。第二十回,匡超人先是补了廪,以优行贡入太学,紧接着又考取了朝廷教习,便马上端起架子来。昔日一帮朋友因事邀匡超人到茶室里坐坐,他迟迟挨挨不肯动,还是景兰江反应快,说道:“匡先生在此取结赴任,恐不便到茶室里去坐,小弟而今正要替先生接风,我们而今竟到酒楼上去坐罢,还冠冕些。”其实匡超人全部的心事,不过是这四个字——“还冠冕些”。到了酒楼,匡超人又借昔日潘三哥之豪奢将饭菜指摘了一番:“潘三哥是个豪杰,他不曾遇事时,会着我们,到酒店里坐坐,鸭子一定是两只,还有许多羊肉、猪肉、鸡、鱼,像这店里钱数一卖的菜,他都是不吃的。”作者仅寥寥数笔,便将匡超人从一个敦厚孝悌的农村青年到虚荣伪饰的仕宦的转变勾勒出来。匡父临终前,曾谆谆教诲他:“不可因后来日子略过的顺利些,就添出一肚子里的势利见识来,改变了小时的心事”,而老父尸骨未寒,匡超人却已改换了心窍,不能不让人唏嘘。

读罢匡超人,再回想全书楔子里的名士王冕,更能见出气节之高下。吴王朱元璋慕王冕之名,特来拜访,两人促膝谈到日暮,“王冕自到厨下,烙了一斤面饼,炒了一盘韭菜,自捧出来陪着。吴王吃了,称谢教诲,上马去了”。是时朱元璋将定天下,若换做匡超人之流,不知要怎样地趋附奉承;而王冕一斤面饼,一盘韭菜,不卑不亢,尽显读书人之淡泊从容。只是世道已变得“花面逢迎,世情如鬼”,连作者都明白,于读书人中求王冕这种人已是不可能了。在一个“而今人情薄了,这米做出来的酒汁都是薄的”(第九回邹吉甫语)的社会里,要做到不以“势利”论人情,何其难也!

三、礼有经,亦有权,想没有甚么行不得处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遵礼守法,本为士大夫操守之根本,然而在《儒林外史》的世界里,儒林已被世风沾染,变得如此不堪,许多士人一面道貌岸然地自我标榜“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第五回王仁语),一面背地里行苟且之事。“礼法”二字,不再是一种操守,反倒成为他们手中的挡箭牌。当他们遇到“于义当行、于利当避”的情形时,便可适时抬出“礼法”的大旗,为自己的卑鄙行为找个冠冕的借口。第二十回,匡超人昔日的恩人潘三哥身陷囹圄、急需自己搭救,为了避免引火烧身,他便以自己“替朝廷办事,就要照依着朝廷的赏罚”、“不是做臣子的道理”为借口,拿“礼法”做挡箭牌将自己的忘恩负义、见死不救堂而皇之地搪塞过去。而当他们遇到“于利当行,于义当避”的情形时,又有同样冠冕堂皇的另一番道理。

第四回,范进中举后,因母亲的丧葬大事花费甚夥,张静斋建议他到高要县汤公那里打打秋风,不必拘泥于三载居庐的礼法,并对范进说:“礼有经,亦有权,想没甚么行不得处。”接下来就是那段著名的讽刺描写:汤公准备了丰盛的宴席招待范进,有燕窝、鸡、鸭、柔鱼、苦瓜之类。范进因遵制,不肯用银镶杯箸,换了磁杯、象牙箸,依然不肯用;直到换成白颜色的竹筷,方才罢了。“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张静斋“礼有经,亦有权”的一番高论,可谓说到范进心坎里去了。拒用不合规制的食器,是忠实地贯彻“礼有经”;而对满桌的美食大快朵颐,又是灵活地执行“亦有权”。何者“有经”、何者“有权”,范进自然又有自己的主意:用什么吃饭家伙,都是一样吃——关键是满桌的美食,要填到自己肚子里。因此,食器必须“有经”,而美食则可“有权”了。

如此看来,“礼有经,亦有权”端的是个好借口。而之所以能成为好借口,关键在于说这话的人要掌握了话语权——这就又回到中第与否的问题上了。平民百姓是没有资格“礼有经,亦有权”的,第四回中众回民因官府禁吃牛肉,托一位老师夫送给汤公五十斤牛肉,想“礼有经,亦有权”一下,结果却被汤公听从了张静斋的建议,将牛肉堆在枷上,活活地将老师夫枷死了。可见,要想令自己的话语管用,最保险的法子是自己掌握了话语权。在《儒林外史》的世界里,对于众多底层文人来说,掌握话语权的唯一途径就是中第做官。有了话语权,一旦涉及到利益相关的事,便可以堂而皇之地说:“礼有经,亦有权”,自己也便跻身于“想没甚么行不得处”的“老爷”阶层了。

四、板鸭与喝茶——俗与雅在饮食意象上的体现

吴敬梓自中年移居南京秦淮河畔直至终老,共在南京生活了21年,可以说南京是他最为熟悉的城市,因此,《儒林外史》中对南京的人情风物也着墨最多。在书中的饮食描写中,有两个典型的具有南京地域性的意象——板鸭与喝茶。作者自然不单是为了展示南京的饮食习俗而已,透过饮食,读者能看到隐藏在背后的人和世情。

1、板鸭——日常荤食的代表与世俗之人的慕势心理

清初,板鸭就已成为极富盛名的南京特产。乾隆《江宁新志》载:“购觅取肥鸭者,用微暖老汁浸润之,火炙,色极嫩,秋冬尤佳,俗称板鸭。其汁数十年者,且有子孙收藏,以为恒业。……江宁特产也。”在《儒林外史》中,板鸭频繁出现在南京城的各种日常宴席中,几乎“无鸭不成席”,而对以板鸭为代表的荤食的嗜好,又体现出世俗之人的慕势心理。

不第文人季恬逸虽然名字极其风雅,其人却是个彻头彻尾的俗人。他经历过流落南京状元境忍饥挨饿的窘迫,由此产生了落魄文人常有的慕势心理。他认为,对荤食的肆意享用,是一种有钱有势生活的标志。因此但凡坐席,他必点板鸭、猪肚等大荤之菜。第二十八回,诸葛天申请客,“季恬逸点了一卖肘子,一卖板鸭,一卖醉白鱼”;第二十九回,众人在聚升楼请杜慎卿,“季恬逸见他不吃大荤,点了一卖板鸭,一卖鱼,一卖猪肚,一卖杂脍”。结果杜慎卿勉强吃了一块板鸭,登时就呕吐起来,只好拿茶来泡了一碗饭,满桌的板鸭、鱼、肉,自然就全部落入了季恬逸等人腹中。通过吃饭这件小事,便能看出季恬逸情趣之庸俗、人品之不堪。

第二十七回中,戏班班主鲍廷玺要在家中宴请久别重逢的大哥,依照他世俗眼光的理解,丰盛的酒席就意味着鸡鸭鱼肉,因此他和太太商议:“少刻大哥来,我们须备个酒饭候着。如今买一只板鸭和几斤肉,再买一尾鱼来,托王羽秋老爹来收拾,做个四样才好”。岂料太太是见过世面且深谙饮食之道的人,她当即将鲍廷玺臭骂一通:“呸!你这死不见识面的货!……如今快秤三钱六分银子,到果子店里装十六个细巧围碟子来,打几斤陈百花酒候着他,才是个道理!”可见,世俗之人对理想中的富足生活的感性理解,表现在饮食上就是能肆意享用大鱼大肉;而这种慕势心理,在书中就集中体现在对日常荤食的代表——板鸭的嗜好上。

2、喝茶——清淡饮食的代表与六朝古都的风雅积淀

自古以来,茶在饮食文化中的意象,就近于清淡、宁静、雅致;而对茶的喜爱,尤能反映出一个人生活品味的清雅脱俗。如果油腻的板鸭对应的是“俗”,那么清淡的喝茶对应的则是“雅”。《儒林外史》中对喝茶的描写,也集中在南京。除了嗜好板鸭的慕势俗人,南京城中自然也多有淡泊寡欲的脱俗之人存在;而作为积淀着六朝之风雅的古都,整个城市迥异于别处的气质,也恰可从喝茶一事上体现出来。

第二十四回,作者专门提及南京的茶社:“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不论你走到一个僻巷里面,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灯笼卖茶。插着时鲜花朵,烹着上好的雨水,茶社里坐满了吃茶的人。”第四十一回,作者又花费大幅笔墨描绘秦淮河之风物:“话说南京城里,每年四月半后,秦淮景致渐渐好了。那外江的船,都下掉了楼子,换上凉篷,撑了进来。船舱中间,放一张小方金漆桌子,桌子上摆着宜兴沙壶,极细的成窑、宣窑的杯子,烹的上好的雨水毛尖茶。那游船的备了酒和肴馔及果碟到这河里来游,就是那走路的人,也买几个钱的毛尖茶,在船上煨了吃,慢慢而行。”

茶是毛尖茶,水是上好的雨水,壶是宜兴沙壶,杯子是成窑、宣窑的杯子,这并不是世家贵族的特权,而是市井之中的风雅。如果说以上两则描写属于“长镜头”的话,在第二十九回中,作者又特意拈出两个担粪的农夫进行“特写”:“日色已经西斜,之间两个挑粪桶的,挑了两担空桶,歇在山上。这一个拍那一个肩头道:‘兄弟,今日的货已经卖完了,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担粪之农夫,所操之业可谓极贱,然其人又极风雅。作者在文中借杜慎卿之口赞叹道:“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一点也不差!”

试问此种风雅,季恬逸、匡超人等庸碌之流有心领受吗?可见雅与俗,并不以市井儒林为界,也不与贫富贵贱相关。遍观书中人物,儒林中多有品格鄙俗、行为龌龊之人,反倒是市井中,颇多品高志洁、清雅脱俗之士。在全书最后,吴敬梓对儒林之不堪已失望之极,不得不将希望寄托于四位市井奇人之中,或许正因如此吧!

结语

经典之成其为经典,自有其超越时代的永恒价值存在。对于《儒林外史》来说,书中对于世情的描摹、人性的表现,能令读者——尤其是身处今日之“儒林”者在读此书时,能依稀看到镜子中的自己。其感受或悔、或愧、或惊、或惧、或坦然、或喟然、甚或无动于衷,都能在这种映照中,更清楚地认识自我。正是在这个读者与文本的心灵碰撞过程中,作品亦完成了自身经典价值的实现。对《儒林外史》这部经典的阅读,还是应当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联系现实来体会、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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